■作者：李繼孔 2009/01/08 中華日報副刊
從國小四年級到六年級畢業，在公園國小就讀的三年，正是一千天有餘。 那年，因父親自高雄調職台南，利用暑假舉家遷來嚮往已久的台南，第一願望就是去瞻望赤崁樓雄姿。
依稀記得我編在四年丙班，級任導師是趙天賜先生。鄰座的查勇榮同學，年齡較同屆同學年長兩歲，身強而孔武有力，臉上老是透著憨厚的傻笑，飯量很大所以經常帶兩個便當。
由於男女合班，教室裡有一整列是女同學；十歲大的孩子，稚氣未脫，即便對某位女生有好奇和好感，卻從來不敢表達絲毫情愫。幫老師發筆記或考卷，只要在某女同學桌前多停佇三秒鐘，男生立時起哄：「李××，每見笑，愛查姆。」因應當年正大力推行國語，後來又改為「國語版」：「李××，不要臉，愛女生，羞羞羞。」 也許當時沒什麼娛樂休閒活動，同學們對這種「嗆聲」遊戲樂此不疲。我挨過「嗆」自然也反「嗆」別人。被「嗆」最多的是班長徐明雄；十多年後他果然娶了他愛的女生為妻，成為「公園」佳話之一。
早年的級任導師是「十項全能」；國語、算術、地理、歷史、自然、公民，美術、勞作、音樂、體育，無所不包。除此而外，趙天賜老師還兼我班「醫護」，每天升旗典禮後，大家回到教室坐好，他取出醫藥箱，為患砂眼、頭頂長癩痢頭的同學，以及頭髮生蝨子的女生，一一細心上藥，從不厭煩。
音樂是趙老師的強項，彈起風琴閉目沉醉的神情，頗似我們心目中的音樂大師。同學們也最愛唱遊課。因為教學器材不足，風琴得輪流使用；趙老師熟諳哪一台風琴音質最佳，也查知上一堂課在哪一班使用，輪到我班音樂課，班長就帶領四、五位同學去搬風琴。有時候得從一樓搬上三樓；日式建築的樓梯特別高，可把我們這幾個「小蘿蔔頭」累壞了。進到自己教室，還要在女生面前逞好漢，故作若無其事狀。
趙老師一直帶我們到五年級下學期，因為畢業班分成「升學班」和「耕田放牛班」，而且趙老師須回任四年級，眾同學依依不捨與趙老師惜別，幾個女生更是哭得死去活來，男生也傷心不忍取笑。
五年級升成高年級學生，首先我被選為班上「風紀股長」並兼任學校糾察隊小隊長；每天提早到學校，手持童子軍軍棍，威風凜凜站在校門口，寒流來時都不怕冷。有時候還可以檢查「可疑」同學的書包；一旦查獲玻璃彈珠、「尪仔飄」（圓形紙牌）等「賭具」，當場沒收後繳送訓導處。
民國四十幾年，正處在「反攻大陸」和「解放台灣」的戰雲密佈年代。「公園」就有戰車部隊駐守，我們經過營區會向阿兵哥行童軍禮，鄉音頗重的阿兵哥也遞饅頭給我們吃。我們邊吃邊唱不明其意的順口溜：「阿兵哥，錢多多。太太沒有真囉嗦。」 好像每個月都有規模和等級不同的防空演習和動員演習，我們的「疏散避難區」，就在學校北側隔街的台南公園。警報一響，師生就分批往公園「逃難」。我們覺得好好玩；不用上課，還能玩捉迷藏。班長徐明雄總是帶著課本去背誦，難怪他一路「南一中」、「台大」，後來還曾在王永慶的企業擔任海外要職，又自行創業有成。
有一次，男生帶鐵鍬、鋤頭等工具到公園挖防空壕；同學王子龍挖到一枚銅釦，交給老師再輾轉送到相關機關考證。後來校長陳源泉先生在朝會宣稱；證實那是荷蘭軍服上的釦子。班上有位我已忘其名字的同學，相貌有點像外國人；盛行一時的「安平追想曲」有句歌詞：「啊～伊係荷蘭仔的船醫。……」我們就牽強附會，說他是荷蘭船醫的後代，他也不以為忤。初中時曾到赤崁樓遊覽，還見到那枚銅釦置於明顯的玻璃櫃內，供人觀賞。
五年級最重大的事，就是校方配合民主教育，舉辦「公園市」兒童市長選舉。我受到老師錯愛，莫名其妙成為市長「候選人」。既緊張又害怕，回家都不敢說此事。兩位老師幫我擬妥競選政見，每天自習課就上講台演練「發表政見」；下課及午休時間，由幾位熱心同學陪同，披掛綵帶有模有樣到五年級各班去「拜票」。
往常每逢選舉，只見葉廷珪、楊請、辛文炳、魏東安、歐元明、蘇南成……這些府城政治人物的宣傳車，穿梭奔馳於大街小小巷；不曾想到過自己竟然上場拜託「選民」，懇請惠賜一票。
投票日前夕，所有候選人逐一在升旗台對全校師生「發表政見」。忐忑不安坐在升旗台下的「候選人」區的我，驚恐慌亂到搞不清楚到底是「度日如年」抑或「光陰似箭」。輪到上台，望著台下人群，腦袋瓜一片空白。好不容易依照密集排練狀況，背完政見講稿，如釋重負鞠躬下台，偏偏前額撞到麥克風，引起台下一陣哄笑。
翌日，投下自己並不感到神聖的一票後，回到教室等待下午開票。中午的便當吃得比平日更加索然無味。挨到降旗典禮，校長親自宣佈選舉結果，不出所料－－低票落選。我卻大大鬆了一口氣，說句沒出息的話－－萬一不幸選上了，豈不慘哉枉也。隔天上學時，照常在校門「站糾察」；黃姓女同學偷偷塞一塊東西到我口袋，直到中午才暗中打開，原來是一塊「芋粿」，真好吃。還有一位家裡開繡莊的莊姓女同學，神秘兮兮告訴我：「李××，我投你兩票哩。可惜第三次領票時被老師發現了。」還好當年沒有「選罷法」。
六年級男女分班，而且開始補習，當時根本不敢說是「惡補」；也沒人認為那是「惡捕」。反正從早到晚都在上課，體育、音樂和美勞課，一律由級任導師林錫三老師作課業輔導。除了正規的期末考、月考，還有週考、模擬考、抽考……。考得昏天暗地、不知苦難何時方休。我們埋首答題之際，林老師也低頭寫「鋼版」，為下一堂考試出題。
班上沒女生，考不好的難免遭到體罰。非常怪異的是－－從前的家長迥異於現今的父母；許多家長會結夥到學校，請求校長和老師為子弟補習。對不聽話、不服管教、考試成績欠佳者，請老師代家長執法，儘管罵、儘管打，只要考上理想學校，一定重謝學校和老師的辛勤勞苦。更有甚者還以「刑具」（藤鞭）贈與老師。
有天，書包裡藏著嚴姓同學借我的《學友》及《東方少年》雜誌，被林老師查獲，雖然沒挨鞭打，我的書包卻被扔到樓下。心神交疲之餘，一度我假傳家長心意，轉到「耕田放牛班」。誰知才「爽」沒兩天，就被林老師識破：「你父親是軍人，你家既沒田好耕；又不像蔡能木家有好幾頭牛。你不用功讀書，將來怎麼辦？！」
自那以後，雖然沒有徹底醒悟，至少知道該為自己和家人拚前途，以免老大徒傷悲。在「公園」的一千個日子，終究已成往事。前些年以來，每次回台南，總會繞道「公園」國小，佇立校門前癡望正面那幢紅樓。……那個頭戴綴有「公園」校徽黃色小帽的糾察小隊長、認真清掃排水溝的值日生、鞠躬時差一點碰倒麥克風的小傢伙，如今鬚髮已白；得空就回「公園」和公園尋覓兒時故舊。
